张国荣:超前时代十五年的“同志偶像”

15年前的4月1日,香港传出一个消息;起初,港人都以为那只是愚人节玩笑。

但随着电视新闻报导证实,人们才意识到这是真的:一代巨星张国荣自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跃下,当场死亡。

1980年代以来,张国荣一直是两岸三地家传户晓的歌手与演员,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大批歌迷影迷;他的死讯,在华语世界造成轰动,同时也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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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留下了无数经典演出与电影作品。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的演绎越来越着意挑战保守社会的道德框架,开拓了性别多元的空间;然而这些跨越性别界限的艺术追求,于张国荣仍然在生的年代,在相对保守的香港社会,一度成为大众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

不少香港传媒与评论者将其自杀归咎于他的性取向;但香港社会既有批判张性取向的声音,也有对他不离不弃的支持者。葬礼当日,逾万歌迷围在灵堂之外,冒雨送别偶像。

时至今日,华语演艺界仍未见如此俊朗却又如此妩媚,既受大众追捧亦能拓阔艺术疆界的巨星:直到张国荣死后多年,香港社会才慢慢追上了他当年超前的步伐。

程蝶衣与何宝荣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国荣已经是香港流行乐坛中的天王巨星,影响力遍及亚洲多国。90年代,张退出乐坛专注电影事业,成就非凡:1994年,张国荣在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中,饰演恋慕师兄段小楼的干旦程蝶衣。电影获得戛纳(Cannes,另译康城、坎城)影展金棕榈奖,张国荣的演出备受赞誉。

事实上,早在1981年,张国荣就曾获邀出演电视版的同一角色,但因为要保护歌手形象而未有接受;十年后,陈凯歌开拍电影版《霸王别姬》,张国荣在主动争取之下,才获得这个角色。

为何事隔十年,张国荣才出演程蝶衣一角?香港文化研究学者洛枫(陈少红)在《禁色的蝴蝶:张国荣的艺术形象》中指出,除了因为已成为“殿堂级”的张国荣可以随心所欲之外,也有香港性别运动发展的背景。

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同性性行为仍属刑事罪行,社会上对同性恋者十分鄙夷,在1984年香港首宗爱滋病例确诊后更是如此,以“屎忽鬼”(针对同性性行为的骂语)等污名冠之,不少人仍坚信同性恋是“疾病”;直到1991年,同性性行为正式非刑事化,香港的同志社群才得以从地下慢慢浮上水面,

“90年代是香港同志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上开始听得到同志的声音。张国荣的情况,可谓与这股思潮相辅相乘,”研究同志文化的香港大学社会系副教授江绍祺向BBC中文表示。

虽然如此,社会上的歧见仍未消除。

在主流娱乐电影中,张国荣不时出演性别模糊的形象,如《家有囍事》及《金枝玉叶》,就以较阴柔、甚至“娘娘腔”的角色,与扮演男人婆/假小子的女主角擦出火花;这些电影以性别倒置作为笑料,结局往往是两人回复“正常”的男女身份,才得以终成眷属。

“香港人对gay的处理太过喜剧化、太过丑化,我觉得并不需要如此……”1994年受访时,张国荣曾表达自己对针对同志偏见的不满。

到1997年,张国荣与梁朝伟合演王家伟导演的《春光乍泄》,以一对同志恋人避走他乡的爱情故事,隐喻香港人在回归前夕的身份迷惘;电影在全球范围引起很大回响,是历来最知名的亚洲同志电影之一。

近年曾凭多部同志影片作品,获得国际影展奖项及提名的香港青年导演洪荣杰向BBC中文说,《春光乍泄》中对同志关系的处理,对他影响甚深。

“《春》的力量在于,讲一个最普通、最符合异性恋想像的爱情故事,但将女性的角色换成男人去演,突然就威胁到主流爱情关系的观念。”

洪荣杰指出,九十年代在欧美,同志角色在电影中才渐渐摆脱过往的负面定型,因此大部分同志电影都着重呈现社会对同志的压迫、同志承受的歧见与挣扎;而《春》完全没有这样的元素,对同志的处理,在当时即使在世界范围也是非常罕见的。

“《春光乍泄》最厉害的,是呈现到原来同志关系是可以这么‘普通’的!放下同性恋或异性恋的框框,就会见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感情。”

挑战主流的天王巨星

在电影以外,张国荣在舞台上的演绎,也更加自我、更加大胆。

“过往的香港社会,会将‘中性’视为‘不男不女’,看法十分负面,”江绍祺说,“但张国荣却冲破了这个非黑即白的看法,告诉社会‘亦男亦女’可以是‘正’(好、吸引)。”

1997年复出歌坛的演唱会中,张国荣参考英国歌手大卫·鲍伊(David Bowie,大卫·保儿)的先例,脚踏一双珠片闪灿的红色高跟鞋演唱《红》。

张国荣曾说,“姣、型、靓、寸”(风骚、有型、美丽、高傲)是一个表演者的成功之道。

而比《红》的妖娆表演更惹人注目的,是张在演唱会上将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献给“两位我挚爱的人”——向母亲致意后,张再揭示另一人的身份: “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好朋友……唐先生(唐鹤德)。”

这段委婉的告白,被外界视为张国荣的“出柜”宣言。

江绍祺形容,张国荣的行为可谓为同志赋权:“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社会环境,对同性恋者非常压迫,还在讲‘爱滋佬’、‘变态佬’等词,非常负面,同志如何告诉别人,自己属于这个群体?”

“一个如此知名的明星,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身份,对社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也令更多同志有信心面对自己的性取向。”

一方面,张国荣的天王级地位,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香港社会对同志的负面印象,但他亦因此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与质疑。

香港演艺界对同志题材的歧见,可见于1998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当年,三名喜剧演员以搞笑形式介绍五部“最佳电影”提名作品,讲到《春光乍泄》时,三人作出呕吐状。

镜头扫到台下的张国荣时,他只礼貌地微笑。

Hong Kong's king of pop, singer Leslie Cheung performs on the stage during a concert at Shanghai Stadium late 16 September 2000
张国荣在2000年《热·情》演唱会上以突破性别界限服饰演出,但长发造型在香港站以外未有延续

2000年,因在电影中的演出打动了对方,张国荣成为第一位邀得法国时装大师高堤耶(Jean Paul Gaultier)合作的亚洲歌手,为其量身设计《热·情》世界巡回演唱会中的服饰。驳上及腰长发,身穿透视装与及膝短裙,张国荣再一次向观众展示出超越性别规范的独特气质。

然而,在那个年代的香港,这样的尝试并未获得主流大众的认可。对于张在《热·情》演唱会中的演出,香港传媒以“贞子(日本电影中的长发女鬼)化身”、“扮女人”等污名来嘲弄,更有电影剧以“人妖”、“变态”来影射张国荣。

“演唱会的第三日,Jean Paul Gaultier寄电邮给我,直指香港人不知所谓,以后的国际设计师不会再和香港人合作搞骚(秀),”张国荣曾向香港《明报周刊》披露:“日本传媒亦认为那个演唱会十分精彩……日本的传媒及搞手更问我,为何香港传媒会陷害自己的艺人?”

时至2001年,张国荣为新歌《梦到内河》执导拍摄MV,力邀日本著名芭蕾舞蹈员西岛千博参演,但却因当中数秒两男无上装相拥的片段,被香港主流电视台无线电视禁播。

洛枫在其著作中指出,张国荣在舞台与电影中展现性别多元样貌的1996-1997年,正正是香港传媒界“狗仔队”文化冒起之时。

“这正是香港传媒全面沦陷的年代,(张)这些具争议的形象,恰巧落入无孔不入的猎奇镜头、口诛笔伐的凭据……尽管其艺术造艺赢得部份有识见者的赞许,但在日常报导中仍不能避免,成为低俗文化的祭品。”

巨星殒落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自中环文华东方酒店24楼跃下,终年46岁。他的死在华语世界造成轰动。

张留下的遗书中,并无明确透露寻死原因;但不少香港传媒与评论者将其自杀归咎于他的性取向,有杂志甚至形容自杀是同性恋者的“宿命”。即使在死后,针对其性取向的攻击仍然不绝。

A woman visits a memorial shrine to the late Hong Kong film star and singer Leslie Cheung at the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in Hong Kong, 01 April 2004, the location from where the 46-year-old star leapt to his death from the 24th floor one year before
张国荣逝世后,每年均有歌迷影迷进行悼念。这是2004年“哥哥”逝世一周年时文化东方酒店举办的悼念活动。
People hold candles as they pay their respect to the late Leslie Cheung Kwok-wing, opposite to the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during a remembrance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in Hong Kong on April 1, 2013.
张国荣逝世十周年时,仍然有众多粉丝到文化东方酒店悼念偶像。

但这无碍歌迷、影迷及大众悼念一代巨星的殒落:葬礼当日,逾万歌迷围在灵堂之外,冒着四月南方的细雨,送别香港演艺史上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偶像。

在家属刊出的讣文中,与张共度20年的同性伴侣唐鹤德名列第一,在葬礼上亦获安排坐在首位,并由他按下火葬钮送张国荣最后一程。

虽然香港没有任何容许同性结婚或进行民事结合的法律制度,但张国荣与唐鹤德对关系的坦荡态度,令他们成为香港社会广为认受的一对。

在翌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唐鹤德受邀踏上金像奖的舞台,代张国荣领受特设的“演艺光辉永恒大奖”。

时至今日,文华东方酒店,仍不时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哥迷”,凭吊偶像告别人世之地;每年张国荣忌日,酒店门前均会堆满纪念张国荣的花束,蔚成一片花海。

“同志偶像”

除此以外,文华东方还是“香港性小众之旅导赏团”的首站。

“每当走到文华东方,来自香港的参与者,自自然然就会想起哥哥。”主办导赏团的香港同志平权活动人士戚本乙(Benita)说。

于张国荣“出柜”的1990年代度过少年时代的戚本乙,仍记得张国荣的性向宣示在社会造成的巨大回响——即使张国荣从未振臂高呼“我是同志”,只是公开承认,自己爱着一名男性。

“他激发了社会的讨论,这是最重要的,”戚本乙说,“哥哥令大众接受,无论大家喜不喜欢同性恋这回事,都可以喜欢张国荣。”

2001年九月,张国荣与唐鹤德在街头牵手的照片,被娱乐杂志煞有介事登上封面,事后更引起记者一番追问,张国荣只回应“没什么大不了”。

这帧画面成为了香港同志文化的另类象征。多年以后,张国荣的一个香港同行在访问中说,每看到这幅照片,他总觉得既释放、又羡慕。

就在张国荣公开向唐鹤德示爱的15年后,香港歌手黄耀明于2012年,在同一方红馆舞台上,直白地表示:“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是一个‘基佬’。”

时隔15年,香港社会的反应已经很不一样,黄耀明的“出柜”也迎来了传媒的掌声,只有少数网络言语对其作出攻击。

“艺术没有性别”

近年,香港出柜的艺人、歌手越来越多,当中较知名的黄耀明、何韵诗等人,更热切投身为同志争取平权的社会运动;但与同志权益相关的法例,如保障同志免受歧视的“性倾向歧视条例”,连咨询也未能展开。

但社会对性别多元的包容程度无疑越来越大;大众对“性小众”等名词,与性别意识的认知亦不断提高,关于这方面的公共讨论亦越来越多元。

Daffy Tong, partner of Entertainer Leslie Cheung, looks at his waxwork unveiled at Madame Tussaud waxworks in Hong Kong, 31 March 2004. Leslie, Cheung one of Hong Kong's most acclaimed entertainers, leapt to his death 01 April 2003
唐鹤德在2004年张国荣像于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揭幕仪式上。

“直到近几年,媒体才开始讨论gender-queer(性别酷儿)、性别流动的概念,”戚本乙说,“但哥哥廿年前已在实践这件事。”

2017年,香港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举办了《暧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别演绎》展览;甫步入展厅,参观者最先看到的展品,是一双珠片红色高跟鞋。

张国荣曾经这样说过:“艺人做到最高境界,是可以男、女两个性别同在一人身上:艺术本身是没有性别的。”

 

(源自: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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