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观点与评论

分类
新西兰 观点与评论

新西兰人对中国好感度降到历史最低，经济上仍高度仰赖中国市场


亚洲新西兰基金会（Asia New Zealand Foundation）6月22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新西兰对中国的好感度降到历史最低，仅有13%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朋友，高达58%的人视中国为威胁。

根据新西兰亚洲基金会6月22日发表的调查，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新西兰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显着变化，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而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的的新西兰人已下降到13%，

有76% 的新西兰人同意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63% 的新西兰人同意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

维多利亚大学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Jason Young 说：“ 新西兰的公众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新西兰人民对许多问题的了解越来越多。尤其是今年，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担忧。他们也看到，中国媒体和官员如何谈论澳大利亚或北约，以及中国对日本的立场等，一个接着一个议题的堆叠，慢慢地改变了新西兰的公众舆论。是的，公众舆论肯定会影响政府决策，因为政府知道，新西兰人是人权与国际法的拥护者。”

Jason Young 博士


分析人士说，新西兰的经贸高度仰赖中国市场，导致新西兰即便对华偶有强硬，仍得适时缓颊。

Jason Young说，澳大利亚因与中国发生政治纷争惨遭报复，导致大麦和葡萄酒等产品出口中国市场受到冲击，让新西兰因此心生警惕。

Jason Young 说，尽管总理阿德恩多次呼吁企业提高在中国经商的风险意识，不要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新西兰政府无法强制企业跟中国脱钩。相反，基于中国公司愿意高价收购新西兰商品的诱因，新西兰企业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由商业利益主导。

位于首都惠灵顿的智库“民主计划”（Democracy Project）国际事务分析师米勒（Geoffrey Miller）说， 中国每年占新西兰出口的33%，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短期内，中国的贸易地位难以撼动。

米勒说，欧盟刚与新西兰签定自由贸易协定，但诱因不足，只允许新西兰出口少量的肉类、奶制品等初级产品到欧盟。至于美国，它不仅无意提供类似协定，更执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都让新西兰大感不满。

米勒说：“新西兰被要求加入西方阵营，在政治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据我所见，西方国家在经济替代方案的回馈上确实做得不够。如果他们想要新西兰站队西方，就必须提供更好的条件。”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新西兰高度仰赖中国市场，对中国很难硬起来。





分类
热点话题 编辑推荐 观点与评论

彭博士：禁止或限制堕胎是否违背《美国宪法》之争议

作者： 彭丽芳博士

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对Dobbs诉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sation 案做出如下裁决：

“The Constitution does not confer a right to abortion; Roe and Casey are overruled; and the authority to regulate abortion is returned to the people and thei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见英文裁决书草案第1页)

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认为《美国宪法》并未赋予女性堕胎的权利，限制、禁止或者保护堕胎的权利将归还人民和人民所选代表，即由各州自行决定。这一裁决因此推翻了最高法院于1973年和1992年在禁止或限制堕胎是否违宪这一议题上做出的裁决，与后二者一起构成了美国最高法院在该议题上的里程碑似的决定。

最高法院前后不一致的裁决表明大法官们对一个关键性问题有不同的解读，即堕胎权是否为美国宪法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

1973年Roe案中，多数大法官认为堕胎权是一项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法官主张堕胎权是right to privacy的一部分，而right to privacy 可由宪法修正案第1、4、5、9、14条推演出，尤其是第14条中列出的right to liberty推导而出（裁决书草案第2页）。因此，各州宪法和法律如有禁止堕胎或限制堕胎的法律，则与《美国宪法》相抵触。1992年的最高法院则并未深究此问题，更多的是参照1973年的裁决（判例法 precedent），支持73年确立的原则。

2022年6月24日最高法院的主要意见认为1973年的裁决对《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有误读，也没有遵循美国先例（裁决书草案第3页、第5页）。法官认为《宪法》并未明文将堕胎权列为一项基本权利，并且在Roe案之前，美国并不存在支持将堕胎权列为宪法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的法律（裁决书草案第3-5页）。因此，根据《美国宪法》第10条修正案（The Bill of Rights）体现的联邦主义原则，宪法中未列明的关于堕胎的立法权应归还各州，由各州自行决定是否予以积极保护、限制或者禁止。

从司法和法律层面而言，2022年6月24日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不能被解读成反对堕胎或无条件禁止堕胎的意见。准确而言，这一决定推翻的是1973年Roe诉 Wade 案中确立的联邦宪法保护女性在怀孕12周内 (the first trimester) 享有堕胎权这一法律在各州的适用性原则。

不同于持枪权（宪法修正案第2条规定），我们在《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的文本中确实并不能找到right to abortion这个词和相关规定与条文。因此，诚如此次最高法院的裁决书意见所言，《宪法》及 The Bill of Rights未明文将right to abortion列为宪法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

美国为联邦主义国家。根据联邦主义（federalism）的精神，《宪法》中未明载的权利归各州所有。因此，在Roe案之前，美国一直无统一的堕胎法，各州有权制订自己的堕胎法。1973年替 “Jane Roe” 辩护的律师们尝试要做的一件重大事情便是促成联邦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和承认，从而统一各州在这一问题上的立法。由此观之，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否认的是Roe案确立的堕胎法在各州的普遍适用性，从而欲将此项立法权归还给各州。各州可依据民意、历史传统和其特殊条件，制订具体的保障（不仅合法而且积极保障）、限制（如怀孕6、8、或20周后不得堕胎）、或禁止（如危及母亲生命的情况下允许堕胎）堕胎的法律。

所以，将此次大法官们的裁决解读成反对堕胎的行为是不准确的。

Roe案被推翻并不能实质性影响原本就存在保障堕胎权或者合法化堕胎权的州，被影响较大的是那些在Roe案之前确立了禁止或限制堕胎但是在Roe案之后这些法律便失效的那些州。随着Roe案被推翻，因为没有了联邦宪法对堕胎权的保障，原本有禁止或限制堕胎倾向的州（如共和党支持者较多或地方议会中共和党较多）确有可能制订更加严苛的堕胎法律。

根据Washington Post 6月24日发布的来自Guttmacher Institute（此机构的数据为研究和分析美国堕胎相关议题的主要来源之一）的数据，自Roe诉Wade 案被推翻后，美国各州关于堕胎的立法情况如下：在20个州以及District of Columbia (即Washington DC) 地区，堕胎合法，并且可能受到保护（其中在16个州以及District of Columbia地区，堕胎受到法律的保护）；有8个州，堕胎暂时是合法的；16个州的法律禁止或者mostly ban 堕胎；有3个州（North Dakota, Wyoming, Idaho）禁止堕胎的法律即将在一个月内生效；剩余3个州（Iowa，Indiana，Georgia）可能会确立禁止堕胎的法律。

因此，虽然6月24日最高法院的裁决并未主张反对堕胎，其结果确实促使了一些倾向反对堕胎或限制堕胎的州重新确立严苛的堕胎法律。

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西方其他国家，美国最高法院就同一问题（州针对堕胎进行禁止或限制立法是否违宪）于2022年6月24日做出了与1973年和1992年不一致的裁决，这样的事实本身就足以引发诸多讨论和争议。

是否应该在立法层面保护、限制或禁止堕胎这一问题在美国社会中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这一议题不仅涉及基督教对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也涉及公民权利运动和女权主义，还涉及《美国宪法》中规定的联邦政府与地方各州之间的权力界限问题。

美国社会对堕胎的看法和态度实际上经历了发展和变化。在公民权利运动兴起之前，基督教对堕胎的态度普遍为美国各州所接受。没有任何一州制订或存在支持堕胎的法律。相反，多数州禁止堕胎并将堕胎视为一种罪行。然而，自宗教世俗化和公民权利运动与女权主义兴起后，主张保障女性堕胎权的声音逐渐增多。这一股力量发展至今已经能与支持禁止或限制堕胎的力量进行抗衡。也是在这一时期内，美国的最高法院受理了其历史上最有名的关于堕胎立法的案件。

自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中期，基督教关于堕胎的观点，一直为美国主流社会接受。基督教（非当代）不鼓励堕胎，并且认为堕胎是一种罪（felony or crime），除非母亲的生命遭到威胁。

美国还未建国之时，清教徒就堕胎议题，遵循的是基督教的教义和英国的习惯法。根据这些传统，女性怀孕自胎动后（quickening）则不允许堕胎，虽然当时并没有成文法规定堕胎是一项罪名。1854年，Texas成为美国第一个将堕胎罪名写入法律的州。直至《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于1868年通过之时，美国有四分之三的州（当时美国有37个州）将怀孕期间任何一阶段的堕胎行为都视为一项 crime（裁决书草案第3页）。

即使进入1900年，堕胎在每个州都是一项重罪。这当然与基督教和英国传统对美国的影响不无关联。这一主流观点和做法直到Roe案的出现，才受到挑战。也因为此，Roe案在美国历史上对于改变美国人对堕胎的看法而言具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

Roe 案试图在宪法层面和联邦政府层面，寻求对女性堕胎权利（怀孕12周内）的保护。对支持堕胎的人士而言，如果州制定了与此不一致的堕胎法，则是无效的法律。而今，最高法院重新审查了Roe 案，重新解释了《美国宪法》，认为堕胎权并不是《宪法》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应该将堕胎的立法权交还给各州，从而不在宪法或联邦政府层面干预堕胎的立法。各州可以自行制订具体的法律，可以是保障堕胎权的法律，也可以是限制或禁止堕胎的法律。所以，将此次最高法院的裁决解读为反对堕胎的行为，是不准确的。

其次，大法官也并未曲解《美国宪法》文本，而是遵守了宪法规定的联邦主义原则。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最高法院对Dobbs 诉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sation 案的裁决结果确实会促使一些倾向反对堕胎的州重新确立起更为严苛的堕胎法律。

 

分类
编辑推荐 观点与评论

【纽时】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了吗？

作者：MAX FISHER

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异常动荡的时代，抑或只是人们感觉如此？浏览新闻标题，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正在加速、全球粮食短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斯里兰卡的政治和经济崩溃、日本前首相遇刺身亡；在美国，还有通货膨胀、大规模枪击事件、对1月6日事件的清算，以及堕胎权的丧失。

2021年1月6日，抗议者袭击美国国会大厦。
2021年1月6日，抗议者袭击美国国会大厦。 JASON ANDREW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种混乱感可能与长期数据所显示的并不一致，从许多指标来看，世界总体向好。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今的战争比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少，即使发生战争，其致命程度也大大降低。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行也一直在减少。预期寿命、识字率和生活水平都上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近几十年来，饥饿、儿童死亡率和极度贫困也在稳步下降，从数字上看，这使数亿人摆脱了人类面临的最主要威胁。那么，尽管有这些数据，为什么人们还总是觉得情况越来越糟呢？造成这种看似存在差异的原因有好几个（有些原因比其他原因令人欣慰），更不用说根据民主状况这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世界根本没有改善。

微妙的改善与明显的危机

世界最显著的改善往往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数亿人可能过上了比父母更健康、更安全的生活。但这些往往是微妙的变化，在一段时期内令整个社会得到提升，这使得个体往往更难注意到这些变化。

我们倾向于与周围的人相比较，或与自己不久前相比，来判断自己的状况——而不是与抽象的基准或前几代人相比。然而，许多积极的变化都同预防有关。不会有人注意到没有发生的战争，没有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家庭成员，没有夭折的孩子。尽管如此，假如你造访一个处于动荡中的社会——比如威权主义侵蚀下的香港，或者经济直线下降的黎巴嫩——告诉人们，他们生活在一个幸福感不断提升、威胁不断减少的时代, 你可能会遇到怀疑的目光。

6月，为防备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周年纪念，警察在香港遭到封闭的维多利亚公园前站岗。
6月，警察在香港遭到封闭的维多利亚公园前站岗。 SERGEY PONOMARE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由于互联网的存在，新闻消费比以往大为增加，即使那些远离危机的人，现在也生活在一个信息总在不断更新的可怕数字世界里。人们会觉得大规模枪击或乌克兰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如果你的社交媒体推送和主界面不断出现灾难发生的消息，它们会让你产生一种强大的恐惧感（尽管有时并不准确），仿佛世界正在坍塌。当人们说他们感觉世界正在分崩离析时，他们不是在谈论预期寿命这样的长期指标。相反，他们往往感觉到的是：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和紧急状况之中。

但有一种观点认为，与不久前相比，如今的危机更少发生，严重程度也不如以往，尽管这种话也只有经济学家会感到宽慰。想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人的印象中，那是一个全球稳定和乐观的时期。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异常动荡的时代，那么相比之下，那时的世界肯定会更好？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发生了种族灭绝事件。在南斯拉夫解体期间，欧洲经历了多年的战争。苏丹、索马里和朝鲜发生了严重饥荒。十几个国家出现内战。镇压和政变不胜枚举。事实上，这样的事件在20世纪90年代比今天更常见。再往前几十年，大多数方面的情况还要更糟糕。

2016年7月，民众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遇难者的棺材从波黑波托卡里的炮台工厂运到附近的墓地。
2016年7月，民众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遇难者的棺材从波黑波托卡里的炮台工厂运到附近的墓地。 ANDREW TEST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你不可能对几十年前的每一场灾难都记忆犹新，就像回想起本周的恐怖袭击或政治危机那样。而且，这些危机的减轻只是减少了世界的问题，而不是将它们消除。没有人愿为一场不如过去严重的饥荒欢呼，尤其是那些面临饥荒威胁的家庭，更何况人们知道，未来的冲突或是气候危机还会引发另一场饥荒。

不均衡的乐观

尽管如此，世界正在变得更糟的感觉并不普遍。事实上，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美国这样富裕国家的居民。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发现，在肯尼亚或印度尼西亚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大多数人倾向于对自己和社会的未来表示乐观。这些国家代表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信不信由你，这表明乐观主义是全球的主流情绪。毕竟，这些国家在健康和福祉方面的长期进步最为显著。

去年，印尼巴布亚岛的一个传统市场。
去年，印尼巴布亚岛的一个传统市场。 ULET IFANSAST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其中许多地区在冷战期间也经历了数十年的内战和动荡，当时美国和苏联将它们视为战场，支持专制者和叛乱分子。但同样的调查也发现，在富裕国家，大多数受访者对未来表示悲观。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出于经济流动性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全球的头条新闻。低收入国家的人倾向于相信他们未来的财务状况会更好，而富裕国家的人则认为事情恐怕并非如此。但对个人情况的悲观，很容易变成对世界的悲观。美国的民意调查发现，那些认为自己的财务未来希望渺茫的人，也会认为整个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糟，并且对政治领导人持否定的态度。

人们认为，随着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向海外以及工会的衰落，工人阶级的稳定工作岗位受到侵蚀，据信这是引发西方民粹主义反弹的主要原因。在这种观点下，难怪美国人将上世纪90年代视为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时期——即使这主要只是美国人的和平与繁荣时期。但停滞的经济前景并不是富裕国家悲观的唯一原因。

在所有显示世界稳步改善的指标中，的确有一个正面临着戏剧性和不稳定的侵蚀：民主。

民主衰落的时代

70年来，被视为民主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民主政体的平均质量——选举的公平性、法治等——也在稳步提高。不过，这种增长在大约20年前开始放缓。从五六年前开始，研究人员发现，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自“二战”以来首次出现萎缩。现有的民主国家也变得越来越不民主，更加两极分化，更容易出现政治功能失调或彻底崩溃。想想匈牙利、菲律宾或俄罗斯强人统治的兴起，波兰法院遭受的攻击，印度的印度教极端主义，巴西对权力争夺的恐惧。

今年4月，印度中央邦发生社区暴力事件，商店被毁。
今年4月，印度中央邦发生社区暴力事件，商店被毁。 ANINDITO MUKHERJE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些可能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但它们是全球趋势的先锋。美国也是如此，民主监督人士普遍认为，美国正在遭受持续侵蚀。因为较富裕的国家更可能采用民主制度，所以它们更可能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越来越悲观。这也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分崩离析。

对于得以在安全稳定的社会中度过大部分人生的美国人来说，政治危机似乎变得没完没了，这种转变正在破坏稳定。它可以让人们感觉世界更黑暗、更令人担忧，这也可能让远在天边的事件变得更可怕或更令人不安。人们自然而然地从世界寻找规律。有的事情经历了一次，尤其是创伤性的经历，你就会开始觉得它到处都是。对于突然适应国内威胁的美国人来说——比如窃取选举结果或内乱——会突然对远方上演的类似事件感同身受。这种效应会累积。30年前，美国人可能会认为远在天边的一场危机与自己无关，但在今天看来，这些危机似乎相互关联。它甚至可能让人觉得是全球崩溃的证据。

分类
观点与评论

【鹦鹉先生短评】领养残疾婴孩方面，中国欠美国人民一声谢谢

作者：（美国）鹦鹉先生

如何对待残疾人充分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那十万被美国收养的中国孩童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患有先天疾病的或残疾儿童。这方面，中国欠美国人民一声谢谢。

丽莎和先生基尼一共收养六个中国残疾弃婴和儿童

中国计划生育高峰时期，人贩子到农村各村收集女婴，因为农民希望要儿子，女儿就不想养了。这些人贩子还给农民一些补偿，因为他们转身把女婴卖给了儿童福利院，儿童福利院又把孩子送给外国人领养。领养父母需要给福利院几千美元赞助费。

这个产业链完整，各个环节都得到好处，包括领养父母，因美国领养中国儿童3万美元左右，比领养美国国内儿童动辄8-10万美元要便宜得多。有兴趣者可去Netflex看“One Child Nation”，由“流氓燕”拍摄，情况令人震惊。

不过，现在美国人领养中国孩子的数量减少了，一是可能中国出生的婴儿数量本身在少；再就是中国人的经济状况好转，更有能力照顾孩子；另外，领养费用也涨了 。

新西兰人也领养外国孩子，我知道的例子是前奥克兰市长John banks 夫妇领养了三个俄罗斯孩子。他们先是领养了一个孤儿院的女孩，然后领养了这个女孩在其孤儿院的两个弟弟，为的是让兄妹三人生活在一起。 – by 毛芃

【鹦鹉先生随笔】我曾陪同一美国家庭全程去中国收养一个女婴
分类
社交媒体 编辑推荐 观点与评论

【碎碎念】胡锡进鬼话人话无缝切换 妥妥地贻害天下

作者：有梦人

胡锡进这类人之可恨在于，他们耳听八方、信息丰富，却审时度势、出卖良知，鬼话人话无缝切换，妥妥地贻害天下。

分类
新西兰 热点话题 观点与评论

中俄专家分析：新西兰为何对中国措辞越来越强硬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国对新西兰就中方政策的虚假指责感到遗憾；新西兰总理阿登的强烈措辞，也许是在美国和北约的压力下做出的；新西兰希望保持在“五眼联盟”中的位置。

中国驻惠灵顿大使馆就新西兰总理阿登在马德里北约峰会上的发言做出回应：新西兰方面的有关表态无助于深化两国互信，也有别于两国为保持双边关系正确发展方向而付出的努力。

阿登指出，中国“近年来越发咄咄逼人，更愿意挑战国际规则和规范”。中国使馆回应道，这是错误指责，中国表示遗憾。

俄罗斯科学院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研究中心专家阿尔焦姆·嘉林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阿登政府并不经常在涉华声明中表现出此类勇敢。

阿尔焦姆·嘉林说：“弹性和克制，当然有助于新西兰和中国的紧密经济联系。与华关系方面，新西兰的金融和自然资源不允许其像澳大利亚那样高调门。不排除，新西兰总理的演讲，是因为北约峰会的氛围。

“峰会上的其它声明，比如与中国合作，可能会被看成是反对自己的盟友，那么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将显得离经叛道。新西兰越来越难以在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搞平衡。在本地区，该国可以提出建议，与中国搞多边合作项目，但不能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政治压力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此类选择给新西兰带来的好处很少。实质来讲，善于平衡、维持弹性外交路线，正限制其外交政策回旋空间。现在看来，意识形态利益居上，与大洋洲和亚洲的总体利益少有共同之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沈世顺指出，在压力之下行动，意味着没有精神力量。他推测，新西兰总理的声明，并非是该国的真实出发点。

他说：“新西兰总理的言论无疑是错误的。中国一贯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与中方有着高度互信的国家都认为中国是在将世界引向和平繁荣共赢的时代。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却正在世界制造混乱、挑动战争，是一系列地区动荡安不安事件的根源。我认为新西兰应该能够看明白问题。”

沈世顺说：“此次总理阿德恩发表对华强硬言论，可能还是迫于美国和北约的压力，并非新方的真实想法。长期以来中国与新西兰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外交合作关系，且在贸易合作领域开展了深入合作。中国与南太地区岛国发展国家关系，也是根据国际关系准则行事，以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目标。

“当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直视南太地区为为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这完全是冷战思维。我相信时间最终会证明，谁才是正确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新西兰作为主权国家，能够根据事实真伪作正确判断，说真心话，迫于压力行事是没有骨气的做法。”

专家阿尔焦姆·嘉林认为，马德里峰会，新西兰在“五眼联盟”框架下应“留住面子”，这是与中国关系出现紧张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分类
新西兰 编辑推荐 观点与评论

网友提议三振法案的废除应该全民公投 顺便说下新西兰公投规矩

最近，接到网友“老菜农”的来稿，他提出应该对更多重大社会议题的立法进行全民公投，而不是仅由国会的120个议员说了算。 – 编辑

Prison cell bars

从废除三振法说全民公投

作者： （奥克兰）老菜农

2010年由行动党推出的三振法理念在国会通过立法并得到了实施，新西兰的犯罪率明显下降。但自2021年11月工党政府推出了废除三振法的议案后，新西兰的犯罪率大增。

《三振法》的实施和废除，让我想起中国的文革，造反派上台就否定保守派的主张。

废除《三振法》，全新西兰人究竟有多少人支持和响应呢？

新西兰实施的是议会民主，通常是由选民选出的政党和议员们在国会商讨决定国家大事。但是像废除《三振法》这样涉及到社会秩序和社区安全的法律，仅仅由国会议员讨论就够了吗？我认为是不够的，应该让全国选民参与讨论和决策，看他们是否同意废除。

如何做呢，可以通过全民公投。

新西兰有公投，但是运用的太少。我认为 在重大社会议题上，都应该由全民公投来决定，例如除了《三振法》，警察上岗是否能持枪、新西兰的国名是不是要改成毛利语等任何有争议的重大新法案的通过或旧法案的废除，都应该由全民公投来决定。执政党、议会应该只是一个组织者，把一些事关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权交给选民。

在信息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实施全民公投是既简单又容易的事情。凡是愿意参与公投且具有选举权的每位选民都可以申请一个公投卡，卡上有个人信息、卡号和密码，国家设一个公投网站，公投时每个选民凭卡号和密码上网进行。每人只能投一次且不能更改答案。这在技术层面是很容易实现的，成本也很低，一次全民公投一天就可完成，过期不投等于弃权。

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公投， 能让新西兰更加民主，我们每个选民都应该积极参与，大家说是不是呢？

编辑后续：新西兰的全民公投

其实，新西兰的全民公投(Referendum) 每隔几年都会搞一搞的。例如，2020年大选投票，就有两项同大选绑定的公投， 一是关于《生命终结选择法案》（俗称《安乐死》法案）的实施，另一个是大麻合法化。前者公投得以通过，后者没有通过。

2016年3月，新西兰对是否更换国旗进行了全民公投，结果是带有英国米字旗标志的现有国旗继续在飘扬在新西兰的天空。这项公投则因花了纳税人2600万纽元的巨资，引发了人们的批评。  

至于公投，按照新西兰法律，可以由政党发起，也可以由个人发起。如果是个人发起公投，根据1993 年通过的“公民发起全民公投法”（Citizens Initiated Referenda Act 1993） ， 发起人首先必须获得全国 10% 的合格选民的签名支持。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就某个社会议题进行全民公投，发起公投前，你首先需要征集到足够的支持公投的签名。

个人发起全民公投的程序：

1： 发起者向国会书记员提交一份提案，要求就某个社会议题进行全民公投。

书记员宣布公投议题，邀请社会公众就最终措辞发表意见。这一过程大约需要4个月。

2： 一旦公投议题最终措辞确定，公投发起者有 12 个月的时间来收集支持公投的选民签名。

3：个人发起的全民公投可以同大选绑定进行，也可以进行独立公投，通过邮寄投票的方式进行。

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新西兰法律，个人发起的全民公投结果不具备约束力，政府不必对公投结果采取行动。

分类
毛传媒播客 毛芃作品 观点与评论

【播客/ 访谈】澳洲华裔时评人Jerry 朱谈澳洲大选和中文媒体

5月21日，澳大利亚举行了联邦政府大选。中间偏左的工党战胜执政的自由联盟党，59岁的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成为澳大利亚第31任总理。

大选结果公布后，有澳大利亚中文媒体发文说，工党获胜，“华人选民的投票起到了关键作用；”还说由于华人的支持，一些长期处于摇摆的选区里，工党都取得了胜利。”

我为此采访了在生活在澳洲墨尔本的Jerry 朱先生，Jerry是澳洲新闻小屋的创办人，也是君安地产的负责人。在这一期节目中，我请Jerry从一个时政观察者的角度评论澳大利亚大选，大选中的华人和中文媒体，

分类
观点与评论

【短评】胡锡进没能享受上部级退休待遇，是有道理的

作者：（奥克兰）任之～Ron

近日网上流传一篇文章 -《除了胡锡进，没人关心经济了》。文章被腾讯之父马化腾在朋友圈转发，遂成热点和爆款；吓得老胡赶快写了一篇短文《关心经济的岂止老胡！请不要给我戴高帽》，表明自己的态度。

中国网友呼吁彻查：胡锡进2情妇照片被起底曝光- 有吧新闻

以我自己的观察，老胡自从退休后，文字风格确实迥异于以往，写了多篇让以前嘲讽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刮目相看的短文。前几天和一个朋友闲聊时还说到老胡的这个变化。

老胡以正厅级别退休，没能在退休之前更进一步，迈上副部的门槛是有原因的，说明上面还是有目光犀利的高人，可以一眼看透老胡的表象，直达他的内心，确认老胡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文人。

一个既忧国又忧民的文人，当然不可能是一个坚定的、纯粹的、原则性极强的领导干部。正常工作状态下，老胡这种领导干部肯定没问题，不会辜负上级的重托，能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并且最终落实到“两个维护”上面。但是，一旦遭遇特殊情况，老胡这种既忧国又忧民的天然弱点就会显现。

老胡竟然要上面“拿出震撼弹级别的措施”来恢复市场信心，显然老胡不堪大用。

只能享受着正厅的待遇退休，没能享受到更高级的部级退休待遇。不知这是老胡的荣耀，还是老胡的悲哀？

Bernny Z

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叼盘手并不难懂，老胡是一个利己主义者，没有道德约束的“聪明人”。站在不同的位置就按需要改变自己的立场，中国这样祸国殃民的知识分子太多了!

老胡有批判能力，知识和经验也相对大部分人比较丰富，虽然他没有自由的精神，但对于大部分中国民众和他的读者来说，他显然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而且也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影响社会。

朱丽叶

不是说最近退休老同志不让说也不让润，海外置业开户啥的都no no… 老胡级别不高还少受点儿拘管，还可以胡侃侃。

分类
毛芃作品 热点话题 观点与评论

【访谈】澳洲经济学家郭生强谈澳洲大选的中国因素

– 人物访谈 – 

图片

5月21日，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大选投票日；5月9日本周一，提前投票已经开始。执政的联盟党同反对党工党目前正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莫里森政府寻求第四个三年任期，不过民调对工党有利。

中国是澳洲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关系近年却在走下坡路，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订双边安全协议、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存在成为两大党领袖首次电视辩论的焦点。

图片
联盟党领袖、现任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右）


如果中间偏左的工党上台，中澳关系是否会向积极方面转化？澳洲选民是否倾向于一个对中国态度较强硬的政府？澳洲华人选民倾向于什么样的政治选择？中澳关系走对中国和澳洲经济分别有什么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我在近日采访了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强博士，下面是采访的主要内容。

毛芃：工党指中国所罗门安全协议是莫里森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是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外交政策错误；联盟党反驳说中国此时与所罗门签署安全协议是为了在大选中打击联盟党，并称这是北京的“政治干预”行为。请问您对此如何看？ 

郭生强博士：联盟党称中所两国此时签订安全协议是为了打击自己，但如果是工党代表澳洲的话，估计也会这么说；无论谁在台上，都会是这个态度。这是从英美角度、从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问题的。所罗门距澳大利亚仅2000公里，传统上是澳洲的势力范围，澳洲在所罗门派驻有警察，甚至所罗门的货币都是在澳大利亚印制的。 

毛芃：工党副党魁Richard Marles近年的一些亲中言论被媒体扒出，如他曾赞扬中国的人权记录，认为澳大利亚应置身于有争议的南海争端之外等等。联盟党指工党指亲中，说北京希望工党赢得这次大选。请问您对此如何解读？

郭生强博士：联盟党说中国支持工党，这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从现象层面，看是不是客观现实；二从选举造势层面，看是不是相互之间的政治抹黑。

传统上，工党同中国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澳洲选民那么多，个人价值取向多元，难道就没有希望两国关系友好的选民？这方面的选民难道就可以被忽视？ 

关键在于联盟党这种造势宣传的杀伤力有多大，对选票有多大的拉动力。经济学家用数字说话，我个人不认为会有多大效果，传统上支持工党的或是反对工党的，不大会改变原有态度。

毛芃：如果工党上台，两国关系是否会变暖？莫里森政府称工党上台“会屈服于中国的经济胁迫”。

郭生强博士：在地缘政治和价值观方面，工党和联盟党的区别并不大。

澳大利亚同新西兰同属五眼联盟，都是跟着美国的国际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走。2021年，澳大利亚同美国、英国签署了防务协议 AUKUS，这是美国亚太策略的一部分。同时，澳洲还是美、澳、印、日“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成员，这个四边联盟是为了制衡中国。

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工党和联盟党的价值观越来越趋同，无论谁上台，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会有什么不同。 

工党不愿过多强调中国话题，说比起联盟党，工党同中国关系更好一些，但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涉及到国际政治方面，我们不能同美国脱离。

毛芃：澳洲的大选民调显示，有58%的澳洲选民支持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这是否说明澳洲选民倾向于一个对中国态度更为强硬的政府？

郭生强博士：从民调上来看，这次大选同以往大选其实并没有多大不同。

2008年金融危机到2013年工党总理吉拉德执政结束，澳洲的民调是倾向于同中国友好。2018年是个转折年份，中美开始贸易战、澳洲制定国家安全法；在这之后， 澳洲人对中国的态度是逐渐疏远。 

毛芃：联盟党和工党这次竞争是不是很激烈？ 

郭生强博士：和历史上比差不太多，也没有更激烈也没有更不激烈。两党越来越拿中国来说事，就说明内政差异性在缩小。

两党在财税、货币政策上没有太多话题可以讲，无非你多宽松几个亿，数字上的差异不是数量级的，大同小异。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典型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类似北欧，社会保障、医疗救治和住房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好，工会势力很顽强。也有人说这是民主社会主义，还有人说是社会民主主义，不过都大同小异。

澳大利亚劳工和资本比较均衡，国家和公共权力在干预方面也比较均衡。

两大党的政策差别不太大，候选人以及政党长期以来在选民中的扎根程度和联系程度如何就显得十分重要。

工党和联盟党的领袖人物都不是明星政治家，都是邻家大叔形象。本来，澳洲、新西兰就是全球的后花园，全世界的农夫。如果澳洲领袖提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那是世界变了，而不是澳洲变了。 

6、既然两大党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差异不大，澳洲这次竞选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郭生强博士：在于对中产阶级的争夺。 

澳大利亚号称中产之国，中小企业主、靠工资吃饭的劳工阶层、中产阶级占领社会人口的70-80%，澳大利亚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具样本性的中产阶级国家。 这一次新冠状疫情造成澳洲民生的艰难，汽油价格每公升涨到两元多了，政府于是降低了汽油税，降低消费税，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同时放宽中小企业划分标准；除此之外，还大幅提高了住房贷款担保计划的购房价格上限，以帮助首次购房者和低收入者应对住房可负担性危机。

联盟党说工党不会搞经济，选择工党有风险，但其实工党也有经济方面的人才。

毛芃：澳洲华人大致是什么样的政治取向？

郭生强博士：华人传统上支持中间偏左政党多一些， 但这次大选华人支持工党的比例可能会下降，支持联盟党的人可能会增加。这种可能性是基于疫情下百姓生活的艰难，因而会对所谓的善于理财的联盟党给予更多期望。出于中澳关系因素去投票的华人肯定有，但主要应该是基于经济原因投票。

澳洲华人只占据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几，2500多万的人口，华人一百多万，达到法定选举资格的更少。估计对两大党的投票差距可能只有一两万张。

毛芃：中澳关系走下坡路对两国经济有什么影响？两国关系是否有逆转的可能性？  

郭生强博士：说到经济损失，双方肯定都会有。损失大小从度量关系上很难说。2021年比起2017年，中澳贸易还有增加趋势；不过在农产品和煤炭方面，双方都在寻找新的市场。

坦率说，东西方分野在法律层面已经形成，新冷战下的法律框架体系已经形成；对澳洲来说，对于国际大势的态度是不可逆转的。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新冷战的到来难以避免，那么它的动力有多大？持久力有多强？双方的矛盾能激化到何种程度、是否能够调和？

现在全世界70亿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是最近三、四十年出生的，年纪再大些的人也是受到三十年来全球化影响的人， 这部分人习惯性地关注、留恋全球化一体化、东西方一体化，他们中很多人是希望中美友好。 

然而，历史不是由大部分人的良好愿望所决定，往往是少部分人所挑起的防不胜防的极端事件扭转着历史的方向。

假设俄罗斯彻底失败、普京下台，西方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融入西方体系；假设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道路、中美继续友好、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特别是1980年之后的主流价值体系之中，那世界不就又回到前三、四十年全球化一体化时代了吗？这种改变的概率不大，但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