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三鹿奶粉有关的一段采访经历

作者: 毛 芃 

(这是发表在2009年《华页》的文章) 

在新西兰从事新闻报道的五、六年里,有不少值得回忆的采访经历。但最让我难忘的是2008年10月初随TVNZ新闻调查栏目“Sunday”工作人员到中国做同恒天然、三鹿奶粉有关的一段电视采访报道,这是我所有采访中压力最大、困难最大、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最近,看到恒天然集团主席van der Heyden 先生同总理John Key一道访华、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看到中国政府表态三鹿事件“已经过去”,看到恒天然走出三鹿事件阴影继续并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而且大手笔捐款启动在中国乡村进行母婴健康中心的建设项目;最让人释怀的是,上周得知我们在中国的采访对象、三鹿奶粉受害人之一的小D家已收到新西兰民众的捐款; 这一切,让我曾经因为那一段采访而沉重的的心放松了许多,觉得是时候把那段“往事”公之于众了。

2009年9月底,TVNZ的Sunday节目组总负责人Hunter Wells先生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希望我能帮助他们的一个节目制作组到中国做同三鹿奶粉有关的采访。制作组有制片人、记者和摄影师三人,他们都没去过中国,不会讲中文。对西方记者来说,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中国去采访让政府尴尬的敏感事件,难度可想而知。我喜欢有挑战性的采访,一口答应了。

Hunter Wells先生递给我一份文件,上面是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父母的名单和他们的联系电话,他要我先同这些人进行联系,争取他们接受采访。名单中一位叫王远平,是最先公开提出三鹿奶粉有质量问题的人,他2007年11月在个人博客中质疑三鹿奶粉质量后,三鹿集团经销商给他免费赠送了几箱奶粉,换取他删除了相关博客文章。

打了不少电话,终于敲定了几个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但王远平始终没有联系上。

出发前,TVNZ负责时事新闻事务的一位高层来听取我们的工作计划,我记得在Hunter的办公室,记者John举着一幅大大的中国地图站在办公室中央,Hunter先生用铅笔在地图上上比比划划,向高层汇报我们的计划和行程安排。那架势,就好像电影上看到的行军打仗前作战指挥人员在决定作战策略。

记得TVNZ那位高层先生话不多,只问了几个问题,要我们做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除了摄影师带有专业摄影器材外,他们还为我准备了一个巴掌大的高档小型摄像机。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临行的哪个晚上在机场候机,收到Hunter先生的手机短信,他说很“羡慕”我们有机会到中国“冒险”,要我“照顾”好那几位大男人。虽似玩笑话,但我掂量得出其中的份量。

TVNZ关注三鹿事件事出有因。三鹿集团的大股东是新西兰乳制品业巨人恒天然公司。作为世界乳品业的最大贸易商,恒天然2007年底以1.07亿美元的代价入股三鹿集团,持有其43%的股份。当得知三鹿婴儿奶粉因含三聚氰胺导致许多中国婴儿患肾结石甚至死亡的消息后,恒天然立即要求三鹿集团将奶粉下架。但三鹿方面迟迟未有行动,知道事件严重后果的恒天然公司于是报告新西兰政府,新西兰政府通过外交渠道知会中国政府,这才使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



这是新西兰电台网站2008年9月24日的报道。报道中说,恒天然公司因为三鹿奶粉丑闻导致1.39亿纽元的经济损失。 

恒天然的股东主要是新西兰的奶农,三鹿奶粉丑闻牵涉到恒天然,新西兰民众自然关心这一事件的解决。同时,善良的新西兰人也关心那些无辜受害的可怜婴幼儿。

我们一行四人先来到上海,安顿下后我立即给先前一直没有联系上的王远平打电话。他是捅出三鹿奶粉问题的第一人,能采访到他非常重要。时间电话通了,但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朋友Z先生接听的电话。Z说现在要采访王远平的媒体太多,王不敢接电话,就把电话给了他,让他代接。我于是请Z转达我们希望采访的请求,Z要我稍后再打电话。

我随后联系早先已答应接受采访的J先生,他的孩子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四个死于三鹿奶粉的孩子之一。商定好去他家的采访时间后。我们决定第二天奔赴南京某医院,那里有两户已经答应接受采访的病孩家长。

可是,在我同其中一个家长电话约见明时间时,这位家长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已出院且已离开南京。而另一位家长-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父亲则说他已去南方打工,他让我直接去找他的太太和老母亲,她们都在医院照顾孩子。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南京某医院后,我提着两罐新西兰奶粉直奔病房。病孩睡在床上,他的祖母坐在床边。病房有六张床,看家长的样子,都像是乡下的农民。

见到有陌生人进入,病房里几乎所有人都围拢过来,还没等我说几句话,立即有人报告了护士长。原来有人看我拿着印有外国字的奶粉,以为我是来推销奶粉的。后来得知,那阵子,确实是有人上医院给病孩家长推销奶粉,护士长下令见到后立即报告。

我向护士长表明身份,说明来意,表示已征得孩子父亲的同意。大概医院近期来过不少媒体,护士长说她很明白国家政策,知道任何人都去权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但必须是在自愿的情况下。

此时,一大群怀抱婴儿的家长围在我和护士长身边。护士长大声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接受采访,但是出什么问题的话,后果自负。中年护士长的声音原本就很嘹亮,此时这番话,更是掷地有声。我原计划采访的病孩母亲紧紧地抱着她的孩子,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连声对我说她“不要接受采访”。我于是给她先生打电话,希望他的先生能说服他,毕竟他已经曾经答应过我。这位年轻的乡下母亲同她先生在电话上讲了很久,等我再接听电话时,对方说他妻子不肯接受采访,他也没办法。

话说着,护士长居然叫来保安下逐客令。

在停车场焦急地等候我消息的几个Kiwi同事,见我怏怏不乐地回来,知道出师不利。听我叙述了事情经过,他们拍着我的肩膀安慰说:“Well done(做得不错!)”

没有办法找到拍摄对象,我们于是同南京电视台联系,看是否能买到医院治疗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新闻素材,结果被电视台一口回绝。

那边厢,王远平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最糟糕的是,已安排好接受采访的J先生突然改变主意,不愿被采访了。 我于是忙请最初帮助联系他的一位在中国国内的朋友出马,指望着男人与男人之间也许好说话。朋友回话了,说J先生担心当地政府日后找他麻烦,他希望采访的时候有当地官员在场。可当时适逢十一国庆假日,政府里没人上班。

在朋友的劝说下,J先生又答应接受采访。等我们预定好行程并预定好当地酒店后,J先生又变卦了,还是担心日后会有麻烦。

采访工作似乎陷入僵局,大家都很焦虑。我知道该是那个小摄像机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于是我们又奔向医院,Kiwi同事们在车上等我。我提着装有小摄像机的提包,直奔某间病房,事先已打探到这里住着一位患肾结石的三鹿奶粉受害婴儿。

这是一个小病房,可巧就这孩子一家在。孩子被爸爸抱着,胳膊上挂着吊针,孩子的爷爷和妈妈正在吃饭。还没等我说完来意,孩子的母亲就大声讲起孩子的病情。那个长着一对大眼睛的精灵可爱的孩子还冲我的镜头微笑,当镜头从孩子小手背上掠过时,手背上密密的的针眼让人看着心疼。

孩子的母亲讲现在治疗费用是国家负担,但担心孩子日后会落下后病根。

在病区外等候电梯的大厅里,看到五、六个一两岁的孩子被妈妈或是奶奶、外婆领着玩,一问,全是三鹿奶粉受害婴儿。而且,都是乡下来的。一个外婆指着怀里的孩子告诉我,小外孙疼得厉害,又不会说话,就在床上打滚哭闹,还拼命抓自己的头发和脸,脸上都抓出了血痕。她停顿了一下,愤愤地说:“三鹿奶粉真是害死人!”。

在儿童医院的大院里,我还拍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吃力地抱着一个孩子,我同她聊了几句,得知这孩子也是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更可怜的是他还是个孤儿。孩子好像有四、五岁的样子,头垂着,脸色苍白,大大的眼睛没有一丁点神采。

这些,我都摄入了镜头。

(因为三鹿奶粉导致肾结石的孩子在接受治疗, 网络图片) 

我们还没有离开医院,J先生又打来了电话,说他决定接受采访。他告诉了我们到他家的具体路线,颇有豁出去的味道。

J先生住在浙江山区,交通不便。我们于是重新安排行程,订车票、酒店。忙活了好一阵。可是几个小时后,J先生通过朋友打来电话,说他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不能接受采访。他说他为此感到非常抱歉,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希望我们能理解。

几个Kiwi同事都傻眼了,估计在他们多年的采访经历中,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反反复复的被采访者。

J 先生的反复让我们很被动,但我心中对他没有任何不满,他的反复,说明了他的内心有多痛苦、多挣扎。

J先生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309天,孩子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苦痛,他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然而,出于恐惧,怕接受外媒采访后被地方政府找麻烦、他只能是欲言又止。

J先生的境遇让我心中好一阵酸楚和悲凉。

(因吃三鹿奶粉而成大头娃娃的孩子,网络照片)

我们原计划尽量在东部地区采访受害婴儿家长,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我们只好选用计划B,联系中国西部的受害人家庭。

我于是给西安的阿兰打电话。阿兰的侄子小D因吃三鹿奶粉患肾结石身亡。因为是在三鹿事件公开前去医院看的病,医院也不清楚为何这么小的孩子会得肾结石。治疗没有起色,费用又高,小D家高息贷款看病经济难以支撑,小D后来出院,死在家中。最可怜的是,一家人在小D病重期间,还一直在给他喂三鹿奶粉。

因为没有医院的死亡证明书,当地政府不承认小D是死于三鹿奶粉。在西安打工的阿兰要给小侄子讨说法,她成了哥嫂的代言人。在新西兰同她联系时,她非常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

在南京同阿兰通话时间是傍晚,阿兰说会安排她哥嫂第二天一早离家,中午到西安。我于是立即订飞往西安的机票和酒店。几位Kiwi同事见总算联系到肯接受采访的受害婴儿家长,很是欢喜。

临睡前,我给阿兰通电话,可电话无人接。我拨了无数遍都无人接听。担心发生在J身上的事情在阿兰身上重演,我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给阿兰的电话还是没人接。看几个Kiwi几天来难得兴致挺高,我也不好说什么,一路上只祈求老天保佑到我们到西安后阿兰会接电话。

到达咸阳机场的时间是9点多,在机场等行李时,电话响了,是阿兰打来的,我欣喜若狂。她说头天晚上收到我的电话,但她用的小灵通手机信号不好,一直联系不上我。她还说她哥嫂去了西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拿三鹿奶粉的质检报告,他们家正好还剩有一袋三鹿婴儿奶粉,希望检验结果能证明小D是死于吃三鹿奶粉。

阿兰的电话让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坐上往西安市开的商务车,外面秋雨连绵。我坐在车前座同年轻司机并排坐着,三个Kiwi同事在后排坐着。车中的音响播送着著名的陕西民歌手阿宝的歌声,听到阿宝满含深情地唱“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时,几天来的种种感受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泪水一下涌入眼眶。

后面几个同事为即将到来的采访感到高兴,他们向我打听问题,我擦去泪水扭过头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惊讶地问我为什么难受。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知道不论怎么解释,他们都难以理解我内心的感受。 于是说,是刚才播放的歌曲让我伤感, 他们问是什么歌,我说是爱情歌曲。他们于是不再追问。

在西安一家酒店安顿下,所有摄影、采访准备工作就绪。当晚离开西安的机票也预订好了,可是,阿兰又没了消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到了下午四点,原本一直滔滔不绝的几个Kiwi同事也沉默不语了。大家都有同样的担心,别又是临时变卦了?

四点多,终于接到阿兰的电话,说他们一直在质检局等着拿检验报告,检验结果出来了,但是没有领导敢签字,他们只好等。

我担心阿兰会再次消失,决定去质检局找他们。顶着风雨出门时,摄影师追出来把小摄像机递给我,说这个也许用得上。

这个小摄像机果真派上用场,我用它拍下阿兰哥、嫂拿着质检报告从质检局出来后在暮色的、下着大雨的西安街头仓皇无助的神情, 他们在雨中紧张地东张西望、躲避车流,这些镜头,被编辑用在了节目的开头。

到了酒店,才明白为何阿兰说没人敢在检验报告上签字。检验结论是,被测奶粉每千克中三聚氰胺含量竟是1748毫克。

这是什么概念呢?据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王玉良供述,2008年8月13日,三鹿决定继续出厂销售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千克以下的库存产品,并调集出售三聚氰胺含量在20毫克/千克左右的产品,换回那些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也就是说,按三鹿集团的标准,每千克奶粉可以含有20毫克的三聚氰胺。

可怜的小D吃的是什么奶粉?他吃的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超过了标准的700多倍,那还能是奶粉?那简直是毒药!难怪小D的父亲咬牙切齿地说这帮做毒奶粉的人“不是人”!

采访结束已是晚上10点。去另外一个城市的计划流产,我们改为第二天飞北京。节目组请阿兰和她哥嫂在酒店住了一夜。 第二天分别时,阿兰的嫂子把小D所有的医院治疗纪录、所有购买三鹿婴儿奶粉的发票和奶粉检验报告副本给我,要我到北京一定找人替他们说话。

“好好的一个娃就这么没了,没有人负责任,我们不甘心!”她的眼中含满泪水。

在北京,节目组采访了一家牛奶场,采访了恒天然高层,还采访了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新西兰乳制品行业专家。他们都说了自己该说的话。我联系上北京一家律师行,把所有小D母亲给我的材料交给一位律师。这家律师行设有专门帮助儿童受害人的基金,他们正动用这笔基金,为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免费打官司。

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周,可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和起伏太多,感觉比一个月还长。从北京回来经过一周的后期制作,这档节目在电视上播放时,许多好朋友到我家来一起观看。这一节目显然打动了许多人,节目播放后,许多观众发来电子邮件询问如何给小D家捐款。

善良的新西兰人捐了近4000新元,这笔钱2008年底汇往中国。小D家收到了这笔捐款,小D父亲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我,他年迈的父母为新西兰人的慷慨善良感动地留下了眼泪。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也已经承认小D死于三鹿奶粉,小D家因此可以得到约20万人民币的补偿。

2010年,我收到小D父亲的来信,信上他告诉我,他年轻的媳妇又怀了孕。


原文刊登于2009年4月25日《华页》

修改于2012年5月14日